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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2020年5月12日已经发布的《为何推动新型城镇化是“长短皆宜”的政策必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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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六保”、长期转型的需要之外，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宏观调控需求以外的“紧迫性”。推进户籍城市化和大都市圈建设，有助于中国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中期挑战。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中国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带来的中期挑战
在短期“六保”、长期转型的需要之外，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宏观调控需求以外的“紧迫性”。除了短期“疫后重建”和长期结构转型之外，大力推进以上两项“补短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是帮助理顺中国当前面临的多重中期矛盾的“一石多鸟”之策，而当前正是实施相关改革的关键时间窗口。具体而言，推进户籍城市化和大都市圈建设有助于帮助化解以下三个方面的中期挑战：
1. “后疫情时代”外需增长可能低位回升；然而，面临全球化停滞的中期挑战，中国打造更完整产业链、以及加速扩大内需的紧迫性就进一步上升。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供需带来巨大冲击，我们预计，今年2-3季度的出口同比降幅可能超过两成。目前，“第三波”疫情在几个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区域继续蔓延升级。虽然“第三波”疫情影响的国家经济体量相对较小，但是其总面积和总人口比“第二波”疫情影响的欧美发达地区更大，且和众多经济大国接壤。在“疫情发展曲线”上，“第三波”疫情比欧美更晚1-2个月，且抗疫效率堪忧。疫情向欧美以外的众多国家蔓延，预示着就全球经贸和人员交流而言，恢复常态的时点将再次推后。叠加全球复工可能“道阻且长”，中国出口负增长的局面可能延续全年，甚至更久。虽然疫情带来扰动仍属外需短期波动，但持续时间如果长达一年甚至更长、增长和就业压力积聚，仍将把扩大内需、加大基建投资推到政策对应选项的最前沿。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及全球贸易量已经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萎缩，供应链初现“碎片化”趋势。2018年以来，中国以及全球的贸易增速持续放缓，2019年在全球保持趋势增长率的环境下，录得负增长。前两大贸易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对全球供应链也造成明显冲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间品贸易占比呈上升之势，但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这一趋势发生逆转，显示供应链全球布局、自由流动的基准假设开始出现边际调整。新冠疫情及此后全球地缘政治的走势可能进一步加速此前已经在发展中的“逆全球化”趋势。全球比较优势的交换受限，无疑会为所有开放型经济体带来效率和需求的损失。然而，在此背景下，本国供应链最全、国内市场潜力最大的经济体所遭受的“损失”会最小。
如我们在上文所论述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加快城镇流动人口落户、以及打造产业和劳动力聚集能力更强的大都市圈，将对推动产业分层、升级、以及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大有裨益。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在高端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上加快“补短板”、并为可持续扩大消费投资需求打开空间，将有助于中国有效抵御“逆全球化”趋势的潜在负面影响。
图表: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中国及全球贸易量已经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萎缩
资料来源：万得，UN Comtrade，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供应链全球化的趋势近年开始逆转
资料来源：UN Comtrade，中金公司研究部
2. 近年全要素生产率较21世纪初出现结构性下降迹象、叠加疫后供给需求都尚需时日的短期矛盾，通过优化土地和人力要素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扩大内需是“对症良药”。如我们在专栏中的详细测算，改革开放后中国30余年的高增长由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固定资本积累、以及人力资本提升“三驾马车”共同驱动。我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仅受益于中国制造业融入世界后赶超科技和产业组织前沿的“后发优势”爆发，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幅提升的“制度红利”。而2015年后，随着全球化动力减退、上一轮人力和土地资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红利逐渐进入“平台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1979-2007年间平均3.7%的水平，下降至平均1.8%，对增长的年均贡献减半、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详细计算请见后文专栏）。在当前时点，尤其是在疫后增长和就业矛盾凸显、但供给和需求均未恢复“元气”的阶段，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拉动经济增长、释放长期需求无疑是政策应对的上佳之选——在供给尚未完全恢复阶段，用货币宽松等纯需求端政策拉动总需求上升，难免伴有局部、短期通胀的副作用。财政纾困虽然必要且短期有效，但对为中期增长“加分”的作用有限，且伴有在财政收入大幅滑坡的背景下大幅推升共有部门杠杆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撬动”长期需求，比短期财政货币政策全面大幅扩张的功效更持久、且“副作用”更小。在目前的宏观环境下，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同时释放制度红利和有效需求，无疑是“一石多鸟”的优选政策。
3. 劳动人口老龄化加速，尤其是进城务工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快速攀升，凸显抓住当前窗口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有效人力资本”的紧迫性。农民工调查的数据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008年为34岁，此后逐年攀升，至2019年已经上升到了40.8岁。从年龄结构来看，2010年农民工主要以20-30岁的青年为主，其占比超过农民工总规模的三分之一，而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当时仅为12.9%；但至2019年，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现明显“老龄化”的趋势，40岁以上农民工占到总量近一半，3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比降至四分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小于本地务工农民工近10岁，而后者中50岁以上占比比前者高出23个百分点，显示随着年龄增长，未能落户的农民工迁移意愿明显下降。目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仍具备相当规模，2018年农业就业占比尚在26.1%的高位，虽然平均年龄上升，但45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有几千万，显示当前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犹存，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这一方面改革红利的“窗口期”正在快速收窄。
图表: 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攀升至2019年的40.8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农民工年龄结构呈现明显加速老龄化态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专栏、分解中国各阶段增长的要素贡献份额——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变化及其近期趋势
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的来源归因至各生产要素，即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角度看，经济增长通过三大驱动力的有效组合得以实现：劳动力、资本和生产效率。资本积累是指历年固定资本投资剔除折旧后的实际累积量。人力资本由劳动力规模及劳动力素质两部分构成，劳动力素质通常以劳动力的总体受教育程度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此外，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则是通常用以衡量经济整体生产效率的指标，从定义而言它实际上是一个残差项，特指GDP增长中无法由其他要素投入（物质与人力资本）解释的部分。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等方式实现。
从数学模型的来看，假定一个三要素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总产出与劳动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关系可以表达为：
其中
Y: 总产值
A: 全要素生产率
K: 实物资本存量
L: 劳动力规模（经济活动人口）
S: 劳动力素质指数，即经济活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α: 资本要素份额
(1- α): 劳动要素份额
对方程（1）中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并求差值，我们可以推算出各要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中国的潜在增速从2008年的10%以上下降至目前6%左右的水平，主要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下降。2008年以来，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持续保持高位，年均增速在14%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从1978-2008年的年均3.8%放缓至2009-2018年的年均1.6%，TFP对整体增长的贡献从此前1997-2008年的约四成下降到了2009年以来的不足四分之一。这一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速度结构性放缓。分时间段来看：
1979-1997年，改革开放后一系列改革驱动下，中国年均GDP增长10.0%，其中劳动力规模扩张与劳动力质量上升提升合计贡献了3.0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了3.6个百分点，这些部分对增长的合计贡献率达到了近7成的水平。
1998-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入WTO。中国年均GDP增长10.0%，但劳动力规模扩张与劳动力质量提升的贡献度降为1.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维持高位，贡献度达4.2个百分点。
2008-2015年，金融危机疫后，年均GDP增速降至8.9%，劳动力规模扩张对增长的贡献降至0.2个百分点，但以教育水平为代表的人力资源质量提升贡献仍有1.2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贡献度降至2.2个百分点。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升至近6成的水平。
2016-2019年，近年年均GDP增速进一步放缓至6.7%，劳动力规模不再扩张、劳动力资源对增长的贡献大幅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继续降低。资本积累持续成为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贡献率接近6成。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增长率有一定的“周期性”，但每次TFP的结构性提升与一系列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时点一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TFP对增长的年均贡献为3.2%，但期间TFP的增速也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在TFP高速增长、即经济生产效率快速提升的时期，其增速通常可以达到年均5%以上。历史上TFP曾出现过三次高增长阶段，对这些时间段分析可以发现，经济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分别与三次重大改革事件发生的时点吻合。这三次改革分别为：1）在实施土地承包制等农业改革后，降低城乡人员流动壁垒，20世纪80年代初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实行市场经济；3）21世纪初，在加入WTO后，中国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市场，政府取消部分行业管制，并实行对外开放。
图表: 中国的潜在增速的下降，主要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每次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均与重大改革的时点一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分时间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归因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公司研究部
本文标题：中金公司：【宏观研究】以新型城镇化应对三个中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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