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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服务经济的范畴包括以企业为主发挥职能的社会服务：如物流、金融、邮政、电信、运输、旅游、体育、商贸、餐饮、物业、信息、文化等行业服务，以及以政府事业单位等为主发挥职能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
全球服务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服务业产值在各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攀升，逐渐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美、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超过7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要小得多，但也都超过了50％以上，并呈快速增长态势。譬如，印度的软件服务业以及信息服务业发展十分迅猛，正逐渐成为全球服务外包的主要目的国。
佩蒂—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业就业比重就一直在稳步上升。
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服务贸易加速发展体现在两个方面：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货物贸易，从 1993－2002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从9531亿美元增长到15455亿美元，年增长率为5.5％；出口总额从9418亿美元增长到15701亿美元，年增长率为5.8％，均高于同期的货物贸易增长速度；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重点。以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为例，外国直接投资服务业的总额明显高于投资制造业的总额，主要集中在零售、金融、商务服务和电信业中。全球商务流程外包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带动了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据预测，到2008年仅在全球计算机用户电话服务中心领域，就将为印度提供110万个就业岗位和价值210亿至240亿美元的服务收入。2015年，美国将有330万白领工作岗位以及 1360亿美元的工资转移到海外，诸如俄罗斯、印度、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在今后20-30年间，整个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的比重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服务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体现为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知识、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逐渐占据服务业的主导地位。从产业的投入要素看，农业主要受自然资源要素约束，制造业主要受物质资本要素约束，传统服务业主要受劳动力要素约束，而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具有整体上的高学历、高职称、高薪水特征，说明现代服务业主要受人力资本要素约束。西奥多·舒尔茨（1961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于劳动者身上，通过投资费用转化而来，表现为劳动者技能和技巧的资本，具有同物质资本一样的可积累性。卢卡斯（1998年）和罗默（1990年）的研究均表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积累。笔者认为，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从本质上看是人力资本逐步取代物质资本主导经济增长的集中表现，这种升级受经济发展、分工深化和技术进步的驱动。
经济发展使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作用日益凸现，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2004年在其“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革命性的认识激发了人们对自身素质提高的渴望，驱动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动机。无论从人们个体还是国家整体来看，都迫切感觉到投资于自身素质和国民素质以增强个人和国家的竞争力是一项十分紧迫和必要的任务。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贷款方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随着这一变革进行了相应调整，由早期主要投向基础设施转向人力资本投资领域。
分工深化带动了对服务的中间需求，服务在商品生产体系内部展开，与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有关的信息的搜集、处理、加工等需求带动了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分工深化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变革，从而导致管理和市场运作等与生产的信息处理有关的部门的逐渐强化和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独立化，推动了诸如研发、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业的发展。
技术进步驱动了一些现代新兴服务业如管理、咨询、广告服务的发展。这些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愈来愈以承载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或信息为己任，也就是说“服务”产品本身也在“知识化”和“信息化”。另一方面，服务业通过运用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使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即服务业的生产技术也在 “知识化”和“信息化”，如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服务在全球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成功的跨国零售服务企业基本都是采用连锁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依托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实现了服务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化经营，如沃尔玛、家乐福都是全球连锁经营的杰出代表。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升级趋势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西方国家在经历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现象的窘境后，利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有研究表明，服务业内部结构呈现升级趋势的国家，其国民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也会得到增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服务化”实际是 “知识化”或“信息化”。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经营服务等服务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超过了1/3。
目前，随着各国服务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服务业全球竞争的格局基本形成。其次，跨国服务企业的迅速崛起，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竞争。以发达国家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代表，如国际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家乐福，这些跨国零售巨头的海外销售额几乎占到其全部销售额的50％以上，其全球化可见一斑。另外金融业、商务服务业等领域也有诸多在全球范围经营的杰出代表，这些领域也成为跨国服务企业的重点拓展领域。
随着中国服务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服务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全球跨国服务性企业都将目标瞄准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服务业市场。2004年底，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承诺在2005年追加6亿美元到中国的快递业；2005年3月，荷兰国际集团和德意志银行入股北京银行，分别持有该银行20%和5%的股份；2005年3月19日，德勤会计事务所签署协议收购中国本土最大会计事务所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并准备在未来4年里投资1亿美元；2005年4月6 日，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毕博的董事长麦克吉瑞?罗德拜访中国建设银行，为进入中国金融业咨询服务领域展开公关活动。
一方面，许多制造企业的专业服务呈外包趋势，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彼此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美国企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把企业的专业服务进行全球外包，这一成功的运作，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服务经济中的制造业对服务的关注热情也是空前高涨，诸如汽车、家电、计算机等许多制造商同服务企业一样注重管理他们的服务，这些制造商已认识到进行全球竞争需要提供优质的服务。服务正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竞争手段和提供形成巨大竞争优势的关键潜力。
从通用电气、施乐、惠普、IBM到海尔，这些利润大都来自产品销售的企业正迅速转变为服务提供商。通用电器公司打算通过服务来创造75％的利润。IBM 从它为硬件业务所做的基本服务中得到了其收入的33％，包括计算机租赁、维修和软件。目前太多的制造商正在迅速的卷入到服务当中，加入到基础生产商品的服务越来越多，延期付款和租赁系统、培训、服务合同、咨询服务等，以通过新的服务领域来获取竞争优势。在制造业工作的65％和76％的员工也正在从事服务工作，如研发、维修、设计等。可见，当今领先的制造商都是在其传统制造业务上通过增加服务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的，如果世界上的竞争模仿日益增加，那么服务就是产生差异性的主要手段。服务经济中的制造企业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服务并将它作为重要的竞争手段，制造业也会逐步服务化，服务成为当今全球经济的主导要素。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已经成为“服务经济体”，而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换一个角度思考，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服务经济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其中，生产性服务业被视为中国向服务经济全面转型的最佳突破领域。
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大多已超过70%，发展中国家这两大指标的平均水平为45%。也就是说，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国发展服务经济是大势所趋。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又一轮周期性调整，这预示着新一轮生产性服务发展契机的出现。历史证明，经济周期与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始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极有可能导致又一次经济触底，并带来新的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机会。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正应该抓住这一契机。
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包含服务产出、服务业就业、服务消费、服务贸易、服务业投资五大主要经济活动。对比发现，中国在服务经济五大主导组成部分的指标都偏低。
2007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1%，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服务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3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服务消费水平也偏低。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28.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同类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是商品贸易出口大国，但是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极不平衡，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仅为6.8%，不到世界平均水平20.9%的一半。过去20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较少，仅为总量的20%?30%，远低于制造业吸引的外资。
以上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而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数据同时意味着未来中国发展服务经济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过去数年内中国服务业一直在快速发展，但传统的制造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从土地上释放出来。发展服务经济可以改变中国产业结构的落后现状，改变三大产业的结构比重，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增加城镇劳动力就业，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中国制造业比重偏大，其能源消耗比例也大。能源消耗随之带来污染问题。相比而言，服务业资源消耗少，是节能产业。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制造业能源消费强度比服务业高六倍之多。不仅如此，服务业环境污染小，是减排产业。据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南京市服务业每创造万元人民币增加值所造成的烟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仅为制造业的4.8% 和3.2%。服务业在减少能耗和污染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增加工作岗位，缓解就业难题：据统计，2003?2007年间中国城镇新增岗位数有超过8成来自服务业。服务业历来是大量吸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领域。2007年美国大学生有超过80%进入服务行业就业。在欧盟国家，2008年的毕业生有至少75%进入服务行业就业。中国的情况也类似。
带动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和转型：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很低，97.8%的中国企业都是制造驱动而非服务驱动，以致企业普遍受到产品同质化、利润率不断下降和消费者需求日益严苛的挑战。
首先，制造业企业发展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或以服务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可以增加产品难以复制的差异化优势，全面提升客户的体验，从而摆脱单纯的价格竞争，巩固甚至增加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开拓更广、更持续的收入来源；其次，制造业企业利用在研发、供应链、销售等价值链上的运营优势发展专业服务能力，帮助客户加强其运营和业务支持能力，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若制造业企业进而将内部化的生产性服务剥离出来，成为独立运营的第三方专业服务提供商，则有助于制造业的创新发展和结构升级，加速中国向服务经济转型。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服务经济的世界趋势，并着手引导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方向。2006年，中国政府即确定了中国服务业发展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
进入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急剧下降，国外需求大幅减弱。面对相对艰难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政府提出当前的经济工作要围绕“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 这个大局，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服务经济的发展和服务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城市化进程息息相关。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当规模，产生对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足以支撑服务行业的不断专业化和迅速发展。基于这一相关性，中国政府提出，有条件的大中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具体到各级城市，政府部门可以分三个步骤引导和推进本地服务业的转型和发展。
第一步：聚焦生产性服务业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顾名思义，生产性服务是与消费性服务相对的概念。从服务对象来讲，它不是直接满足最终消费需求，而是满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对服务的中间使用需求，还满足包括政府消费、出口和资本形成等对服务的最终使用需求。从服务目标来讲，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为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务行业。
伴随着整个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升级，为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活动，成为制造业的关键性投入，也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动力。与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相比，生产性服务业的利润率和生产力更高，而且生产性服务占服务业全部产出的比重连续多年在不断提高。例如，银行业和信息传输业的平均利润率超过10%，而制造业的利润率却低于4%。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已经改变了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第二步：选择重点服务行业
确定了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大方向之后，城市政府接下来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基于本地独特位势，选择2～3个重点行业，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切忌“一窝蜂”和“原样照搬”的想法和做法。决策部门首先要对本地位势有客观中立的认识。
城市的总体位势包括人才状况、产业基础、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和城市环境等衡量因素。在这五大影响因素中，前三者对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起着决定性作用 。
一个城市的总体位势优越，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服务业的发展潜力也越大。城市的总体位势是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服务发展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不同类型的城市在具体应用时侧重点略有不同。对于总体位势较优的城市，它们的行业选择范围相对较大。当地政府需要仔细甄别唯我独有的优势，以便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战略，有效推动城市经济向服务转型。对于总体位势欠佳的城市，它们发展服务业起点相对较低，当地政府要加强战略引导，同时敦促城市各机构共同提升某一位势，如注重人才培养，从而增添发展某类服务业的信心和后劲。对于总体位势明显优越，服务业超前发展的城市，当地政府在制定服务发展战略时则需着眼未来，通过创新的鼓励政策和激励措施推动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可持续发展。
选择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时，城市还应当考虑到所处城市群的产业集群效应。现代的城市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它与周边的城市组成高密度、关联紧密的城市群体，群内的人力资源聚集度和产业聚焦度相当高。在这样的城市群内，由众多企业个体组成的产业集群可以产生外部经济效应、交易成本的节约、协同效应以及学习和创新的效应等集群效应。从产业集群的视角选择重点发展的服务行业，可以帮助城市充分发挥集群效应，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并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进而促进整个城市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总体位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吸引潜在服务业投资，而这是摆在城市政府面前的最大挑战之一。如何吸引真正适合城市服务经济发展需要的投资？先发制人的城市政府会首先确定所在区域的产业集群优势，然后围绕这一集群优势提升总体位势。同时，城市政府需要改变思维定势，不再固守已有的集群优势，而是通过改进教育环境、人才发展，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等方式来扩大和拓展原有的集群优势，以吸引新的投资者。
第三步：弥补差距，构建长期竞争优势
如前文所述，中国服务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而且，各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很不均衡。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城市普遍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阻碍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1.结构性人才短缺。虽然是人口大国，中国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问题相当突出，缺乏复合型中高端人才(既懂技术又精通外语、管理的全方位人才)和适用性技术人才(例如编程熟练的基础程序员)；服务业教育和培训力度不够，缺乏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支持。据国家发改委统计，中国近50%的高端服务行业职位招不到足够、合适的人才。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近15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实现就业，大学生的失业率超过12%，是登记失业率的3倍左右。如果接受适当的就业培训，这些大学生就有可能填补这些服务行业的职位空缺。
2.指导和鼓励政策缺乏。各级政府对服务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或措施，现有政策针对性不强、可行性不够；政府继续 “偏爱”制造业，以致制造业企业为了享受更大政策优惠而不愿将内部化的生产性服务剥离出来，比如生产物流；已有的针对服务业的优惠政策门槛过高，中小服务业企业在市场准入、信用担保、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得的政府扶持不够，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不高。
3.基础设施不完善。大多数城市缺乏完善的IT基础设施和配套的应用平台，不能完全满足(中小)服务企业开展业务的需要。北京的宽带覆盖率为55%，远远低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平均覆盖率80%，中国其他二、三线城市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4.政府公共服务的可用性和可及性差，供给效率低下。中国城市的人均政府财政支出普遍较低，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投入不足；行政审批项目和环节过多，工作较率低；政府职能部门分散、数据和流程管理孤立，缺乏协作；政府部门没有充分使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上海企业的平均清关时间为8.7天，而韩国为5.3天，比中国快1/3。
5.生态协作系统不健全：全民缺乏先进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消费者及客户尚未完全认可第三方服务的价值；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与诚信度不足；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及市民之间有待建立良性可持续的协作关系。
6.城市环境缺乏吸引力。许多城市在商业环境(如商务基础设施、企业文化与制度等)、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城乡协调等)或生活环境(如居住、教育、保健和生态等)存在某种欠缺，降低了吸引资金和人才能力。
发展服务经济的新趋势，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应当从战略的高度认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培育、规范和监管功能，从体制与政策、人才发展、基础设施改进、公共服务转型、友好环境创建、生态协作系统等六个方面采取行动，引导市场主体、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利益相关者协同有序地推进城市服务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有所减缓，但中国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战略并未动摇，相反，经济放缓给中国政府和企业一个深挖潜力、追赶先进的机会。中国各级政府在服务经济的转型及发展进程中起着关键的引导和协调作用。城市政府需要首先制定差异化的服务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构建并完善城市的服务经济体系，引导各个利益相关者协同有序地共同推进城市服务经济的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标题：服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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