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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5日，山东日照港铁矿石堆场，车辆在装运进口铁矿石。
今年，铁矿石价格仿佛坐上了过山车，从1月2日的72.35美元/干吨（含铁量62％的普氏62指数），一路飙涨到7月3日的126.35美元/干吨，涨幅近75％。随后高位震荡了一个月后，于7月30日翻绿，短短20天从121.15美元/干吨暴跌至8月21日的83美元/干吨。
9月9日，铁矿石普氏62％价格收于91.95美元/干吨，62％澳粉港口现货价格收于人民币754元/湿吨。
“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严重侵蚀了钢铁行业的利润，这一问题必须引起全行业的高度重视。”7月29日，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王伟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下称“中钢协”）五届十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表示，如因铁矿石价格上涨使行业效益下滑甚至大面积亏损，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所付出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中国钢铁行业于2016年拉开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序幕。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经过连续多年强力压缩过剩产能和取缔地条钢，基本扭转了钢铁产能过剩的局面，让2015年深陷全行业亏损的中国钢铁业全面翻身，迎来高利润、高产量的黄金期。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钢铁行业2018年全年实现利润4704亿元，同比增长39.3％。
沉浸于“高光时刻”的中国钢铁业，却在今年上半年遭遇铁矿石价格的暴涨。
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显示，中国2018年粗钢产量为9.283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的51.3％，是当之无愧的头号钢铁生产国。但是，铁矿石作为炼钢的首要原材料，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却居高不下。2018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到港量10.38亿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量的七成，对外依存度高达80％。
钢铁行业连接房地产、基建和机械制造业等重要经济领域，关乎国计民生，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这样一个稳定运行多年的工业原材料，为何在今年走出一波陡升陡降的价格曲线？除了国外三大矿山的减产，拉动铁矿石价格几近翻番的原因还有哪些？有人认为，国内钢企“开足马力”增产对铁矿石供需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还有声音说，此番大涨大跌早已脱离供需基本盘，矛头直指铁矿石期货的“助涨助跌”。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占去全球60％－70％的份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巨大的购买力并未能帮助中国钢铁企业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尴尬地位，围绕合理定价机制的博弈正在展开。而作为仅次于原油的全球交易量第二大的大宗商品，铁矿石能否和其他成熟大宗商品一样，通过衍生品定价的方式，提升中国在定价机制中的国际影响力。
供需“不平常”
1月底，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商淡水河谷公司（NYSE: VALE）位于巴西Minas Gerais州Brumadinho地区Feijo矿区的1号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造成249人死亡，21人失踪。事故发生不久后，巴西法院又勒令淡水河谷位于Minas Gerais州的Brucutu矿区暂停生产。一连串事件共造成淡水河谷900万吨产能永久停产，9300万吨产能暂时性停产，也让淡水河谷CEO时华泽（Fabio Schvartsman）及数位高管辞职。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淡水河谷铁矿石产量1.37亿吨，同比减产23.4％。
进入3月中旬，另一铁矿石主产地澳大利亚也未能幸免。受飓风维罗妮卡（Veronica）、兰伯特角港口火灾等一系列事件影响，“三大矿山”的另外两大巨头——力拓（NYSE: RIO）和必和必拓（NYSE: BHP）相继宣布减产。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力拓的铁矿石产量为1.56亿吨，同比减产8％；必和必拓产量为1.35亿吨，同比减产3.2％。两大铁矿石主产国巴西和澳大利亚在今年上半年的发货量合计同比下降8.71％。
三大矿山轮番“遭劫”的消息传回国内，带动着市场情绪强势看涨。上海钢联（Mysteel）总裁助理张勇告诉《财经》记者：“巴西淡水河谷出事后，对国内市场上铁矿石的供应影响并不显著，无论当时的港口库存和市场情绪都存在一定的延时；但3月澳大利亚矿山出事后，由于到中国的航程时间只有两周，加上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比例很高，直接关乎国内钢企的原材料供应，所以对市场情绪影响很大，铁矿石价格加速震荡上行。”
随着最后一船未受影响的铁矿石从海外运抵中国港口，矿山减产减供的效应在4月－5月显现，伴随着港口库存不断下降。4月5日开始，全国45个港口铁矿石库存从14859万吨下降到7月12日的最低点11428万吨，跌幅近三分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铁矿石进口国，中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高达80％，占全球铁矿石海运量比重的70％左右。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铁矿石同比下降5.9％，其中6月进口铁矿石7517.98万吨，同比下降9.7％，创2016年3月以来的月度新低。
但铁矿石到港量和库存量不断下跌，市场情绪一片看涨，并没有影响到国内钢铁企业“开足马力”继续增产。
国家统计局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为4.92亿吨，同比增长9.9％，月度粗钢产量均保持在8000万吨以上。其中5月刷新月度粗钢产量记录，达到8909万吨，6月达到8753万吨。但与之相应的是5月进口铁矿石到港量同比下降11％。
西南市场某中型铁矿石贸易商的负责人刘航向《财经》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因为上半年全球几乎所有生铁增产都在中国，总计约3000万吨，与此相对应地增加近5000万吨铁矿石消耗，而三大矿山出口到中国的铁矿石合计减少约4000万吨左右。“一边是供给方的4000多万吨缩量，一边是需求方的5000多万吨增量，供求的缺口接近1亿吨。”
“中国每年10亿吨的铁矿石进口量，今年上半年出现1亿吨的缺口，占了将近10％。对任何一个工业产业，10％的供求关系变化都是很庞大的数字。”刘航表示，铁矿石供需面的紧平衡支撑矿价一路飙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普氏（Platts）62指数一度达到126美元/吨。
借着此番矿价飙涨，“塞翁失马”的矿山们，铁矿石业务板块不仅没有亏损，反而实现了大幅盈利。三大矿山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必和必拓铁矿石板块运营利润约为68亿美元，同比增长47％；力拓铁矿石板块运营利润为75.5亿美元，同比增长33％；受影响最严重的淡水河谷，其黑色金属板块的经调整运营利润也增长了17.9％。淡水河谷和力拓回应《财经》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对在中国的销售充满信心。
高利促高产
在采访中，多位钢铁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供需面对矿价飙高起到决定作用，并且相比于供给端的影响，需求端——钢企增产的影响甚至更大。
“从铁矿石供应的角度来说，几大矿山供应的透明度是非常高的，这家矿什么时候复产、什么时候出矿、什么时候运到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还得去从需求端找问题。”刘航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粗钢产量增长4.9％，中国增长9.9％达4.92亿吨创历史新高，除中国外的其他前十位钢铁生产国仅增长0.23％，中国贡献了全球一半的钢铁产量和近乎全部的增量。“一个已经占世界一半产量的国家，还能够有近10％的增产，这很夸张。”刘航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螺纹钢（俗称“钢筋”）上半年产量为11876万吨，同比增长19.3％，其中6月增长高达29.4％；线材（俗称“盘条”）产量为7737万吨，同比增长14.6％；而冷轧薄板仅实现2.6％的同比增长。其中，螺纹钢和线材主要用于建筑，板材主要用于汽车、电器等制造业，建筑用钢在钢材需求总量中的占比约为55％。中钢协常务副会长何文波7月13日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增加的粗钢产量，98％用在国内钢铁消费需求上，三分之二满足建设领域的需求。
“房地产是今年上半年拉动需求的主要推动力。”永钢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斌告诉《财经》记者，与相对平稳的基建相比，房地产今年上半年的高在建工程量和高开工量，造成需求集中爆发。“钢厂的订单也比较好，生产意愿就变强，对铁矿石价格上涨有所促进。”
螺纹钢产量和库存量也可以直观反映下游需求的火爆程度。“我的钢铁网（Mysteel）”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统计口径内的钢厂螺纹钢周产量节节攀升，于6月14日达到上半年的产量最高点，为382.21万吨/周。而35城螺纹钢库存数据显示，上半年库存最低点出现在5月31日，为551.24万吨。
近两年，在持续旺盛的房地产、基建等下游需求的推动下，叠加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红利，国内钢铁行业从2015年的全行业亏损，转向利润高涨。财报数据显示，2018年上市钢企的毛利润平均为745元/吨，扣非净利润为308元/吨。2017年，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毛利润超过1000元/吨，这在世界钢铁史上都很罕见。
彼时的铁矿石价格维持在60美元/吨左右运行，其他原料如焦炭的价格也未大幅波动，这样就为钢铁企业腾出较大的利润空间。“我的钢铁网”资深分析师徐向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钢铁行业高利润，也侵蚀了下游行业的利润，这一现象不可能长期维持。”
即便在今年一季度末到5月份，钢厂的平均毛利也在每吨五六百元。“这个利润相当可观，是促使钢厂继续生产的动力。”标普全球普氏铁矿石资深分析师王杨雯告诉《财经》记者。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环保限产的放松、钢企在转炉中投加废钢，以及一些企业在检修高炉时私自扩容、产能置换中登记值与实际值不符等情况，也贡献了很可观的一部分增量。
2018年四季度环保部《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逐步落实，对钢铁企业的环保限产力度有所放松，并延续到今年上半年。“我的钢铁网（Mysteel）”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普遍高于去年同期，3月中旬明显回升，6月中上旬达到峰值84％。
“中美贸易战不断波折深化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了稳经济，环保限产的执行力度确实不如2017年那么严格。”南京钢铁证券部投资室主任蔡拥政告诉《财经》记者，近些年钢铁行业效益好，能吸纳更多的就业，又能提供更多的财政税收，造成今年的环保限产有所放宽。
另据多位行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今年很多钢铁企业会在转炉里投加大量废钢，这部分废钢会超越产能原本的部分，带来产量增加。一些钢企会通过降低炉壁厚度等方式为高炉扩容，例如1080立方米高炉可扩容至1280立方米，带来20％产能的增加。还有一些企业在产能置换过程中，置换后新建的实际产能大于登记上报的理论产能。不过就今年上半年来说，相比于加废钢，后两类操作所释放的产量非常少。
本钢集团销售中心期货贸易部副部长孟纯告诉《财经》记者，从现在的经济形势看，供给侧改革具有长期性和艰难性。钢铁企业集中度不高、电炉的产能增加、小钢厂死灰复燃、限产力度的大小等都是造成产量没有下降的原因。
“钢铁企业是这样的逻辑，哪怕利润跌到100元/吨，它都开足马力生产，不会去说供应端有问题了，大家赶紧控制一下生产节奏。”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如果当时钢企在生产上控制节奏，可能铁矿石需求的压力也就释放了一些，至少给市场也是一个信号。刘航也表示：“如果钢企上半年自律性减产两三千万吨，利润将比现在高得多。”
进入7月，放宽多时的环保限产突然收紧。国内钢铁主产区之一的唐山市印发《7月份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管控方案》，要求7月1日至31日严格执行工业停限产措施。19日，唐钢集团唐银钢铁厂因未落实停限产要求被查，总经理被刑拘。20日，唐山市政府印发《7月下旬唐山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加严管控措施》，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限制生产。
政府“真刀真枪”的严格执行限产令，给市场释放强大信号。
而此时，钢厂已经达到盈亏平衡线上，利润已经被压缩在100元－200元/吨甚至更低。伴随着钢企主动或被动限产、国外矿山复产复运、房地产融资收紧等一系列供需基本面的利空，高位震荡了整整一个月的铁矿石价格终于在7月30日应声而落，20天之内暴跌31.5％，截至9月9日，普氏62％指数价格收于91.95美元/干吨。
期货惹的祸？
伴随着铁矿石现货价格的一路飙涨，大连商品交易所（下称“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也从1月28日的553.5元/吨涨至7月3日的902元/吨。铁矿石多头不断进入，围绕“期货炒高矿价”的质疑声浪也在行业中蔓延，并最终演变为“实战”。
7月3日起，一封署名为李某的实名举报信在业内流传，称铁矿石连续暴涨是国内外勾结的结果，最大持仓多头永安期货（833840.OC）的头寸与境外三大矿山有关联；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4日一封以“一名铁矿石期货研究者”署名的举报信也将矛头指向永安期货。
这一番流言恰好在中国钢铁金融衍生品国际大会的召开前夜，让市场弥漫起焦灼气息。7月5日，中钢协副会长屈秀丽在大会上表示，国家有关部门高度关注进口铁矿石价格的大幅上涨，正在调查了解上涨的原因，将严厉打击乱涨价、价格垄断等不规范行为。另据《经济观察报》、《财新周刊》称，有知情人士透露，主流钢企组成“进口铁矿石工作小组”以应对铁矿石价格上涨。
该消息让当日I1909合约回调4.44％，但事后看来，此番“流言风波”和紧接着的中钢协表态，在当时并未扭转矿价持续飙高的势头。过不了多久，矿价马上又继续震荡上行，一路高企。
永安期货在当日晚发布澄清公告回应称，不存在恶意操纵期货市场和涉嫌操纵期货品种遭监管调研的情形，相关传闻纯属谣言。澎湃新闻根据举报信的电话联系李某，对方否认举报信是自己所写，称是他人冒名。
“为限制单一大客户通过大量持仓影响市场，大商所施行的持仓限额制度。”大商所就此事件向《财经》记者回应称，对一般月份来说，若铁矿石某合约全市场单边持仓超过40万手，则单个客户的持仓限额为全市场单边持仓量的10％；若全市场单边持仓小于40万手，则单个客户持仓限额为4万手。永安期货的头寸来自其大量客户，客户是基于对市场信息判断做出交易行为。此外，《财经》记者也向三大矿山求证，均表示目前未参与中国的铁矿石衍生品交易。
“这一轮价格超出了大部分钢厂的预期，搞实体经济的都希望价格平稳一些，不要大涨大跌。”中钢协相关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本轮矿价大幅上涨和近期的快速下跌，原因在于基本面支撑了铁矿石价格上涨，“部分期货市场参与者利用淡水河谷事件的发展不确定性和中美经贸争端对市场情绪影响，助推了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2013年10月，铁矿石期货在大商所上市，现已成为全球铁矿石成交量和持仓量最大的衍生品市场，日均成交量100多万手，持仓量70多万手。2018年5月4日，大商所宣布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
大商所工业品事业部高级经理郭峰向《财经》记者表示，自国际化至今年7月底，共有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多个境外客户参与交易，但境外客户日均成交量、持仓量分别仅约占2％和1％，不存在流言中所谓国际化后境外资本炒高矿价的情况。此外，在价格关系上，铁矿石期现基差呈现“现货高、期货低”、近远月合约价差呈现“近月高、远月低”的“双贴水”格局，期货对市场的反应反而更为保守和谨慎。
交易数据显示，在铁矿石价格上涨较快的4月到6月，主力合约I1909结算价从638.5元/吨涨至833元/吨，涨幅31％；而同期，普遍用于现货结算的普氏指数价格涨至117.95美元/吨，涨幅34％，折算含税人民币价格约为951元/吨。在8月以来的价格下行过程中，截至8月16日，I2001合约结算价格下跌18％，同期普氏指数下跌21％。铁矿石期货价格涨幅和绝对价格均低于现货，并且今年随着价格上涨，期现基差反而拉大。
近远月的合约价差也能反映看低远期价格的市场预期。以铁矿石I1909合约和I2001合约为例，从1月16日I2001合约挂牌到8月22日之间，I1909合约结算价格始终高于2001合约，并且随着价格上涨，价差从10元－20元/吨扩大至100元/吨以上，最高可达7月底的130元－140元/吨。
“如果单纯从价格来看，现货的价格要比期货高，表现为贴水，说明期货反而比较胆小，不敢达到现货那样的效果。”张志斌表示，铁矿石期货在最高峰的持仓量不过100万手，也就是1亿吨铁矿石，而国内港口库存就将近1.2亿吨，加上矿山和钢厂的1亿多吨库存，整个现货市场的铁矿石库存量大于期货市场。“很难通过期货市场来操纵现货市场，反而是现货市场在影响期货市场”。
前述不愿具名的行内人士向《财经》记者分析，形成铁矿石贴水格局的原因在于，铁矿石主要靠进口供应，国外矿山可能随时增减发运量，使带有对未来预期特性的期货更为保守；上半年随着矿价持续走高，海外矿山扩大出口的情况可能随时发生，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行情的共识较高。此外，国内港口现货可以进入期货交割，这也抑制了期货价格，使期货贴水于现货。
“铁矿石期货上市了这么久，近两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格波动和情绪波动，大家都在稳定地做周期。”刘航表示，今年上半年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还是矿山减供和钢企增产所造成的。孟纯也认为，铁矿石价格波动是客观的、供需面推动的。“但因为期货市场对各类信息非常敏感，反应迅速，直观上可能产生期货助涨助跌的错觉。”
定价权之争
此番矿价大起大落，也让铁矿石的定价机制问题再一次成为关注热点。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占去全球60％－70％的份额，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定价问题上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铁矿石采用的主流定价方式是用普氏指数定价，但被国内钢铁企业诟病许久。早在2013年，时任马钢股份总经理钱海帆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指出，“普氏指数仅来源于总量6％－9％的样本，以小样本决定大部分供货的价格，对中国广大长协矿用户来说极不公平。”
孟纯介绍，当前铁矿石定价是依靠普氏指数来签订矿山与钢厂的铁矿石现货长协合同，普氏指数是根据矿山每日的招标现货来定价，而矿山的招标量远小于长协量，基本形成几船现货撬动了大量现货的价格，导致价格过高。张志斌也表示，普氏指数的突出问题是出价最高的一方往往决定了全行业价格，显著有利于矿山一方，而溢价的部分就被国内钢企承担下来。
纵观国际铁矿石定价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1年－2009年的长协定价，2009年－2018年的单一普氏指数定价，以及近两年在普氏指数仍占主流的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混合指数定价”。
早年，铁矿石价格是由矿企和钢企代表每年一次的长协谈判，所确定该财年内的矿价（即“长协价格”），双方在该财年内依照这一价格进行交易。2003年底，作为中方代表，宝钢首次亮相长协谈判。但除2007年外，中国钢铁企业都未能直接参与到定价中去，主导长协价格的依然是三大矿山和日本、德国等传统需求方，使矿价居高不下。彼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2005年已占到全球贸易量的36.6％。
2010年，全球铁矿石价格受金融危机余波的冲击暴跌32.4％，力拓和必和必拓宣布改用更为灵活的指数定价机制，淡水河谷表示与客户采用季度价格协议，普氏指数价格取代长协价格，成为国际主流的铁矿石定价方案。
随着中国铁矿石交易量“独占鳌头”的地位越来越巩固，行业内打破普氏指数定价垄断，推动“混合指数定价”的呼声也更加密集，中钢协曾数次在公开场合中力推混合指数定价。2018年9月20日，在第十八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中钢协党委书记、秘书长刘振江称，铁矿石2018年已经开始使用混合指数定价，对不采用混合指数定价的可以拒签合同。
前述中钢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钢协已经与矿山、指数机构和期货交易所进行了沟通，反映了问题。中钢协邀请了矿山公司的CEO来华商谈，就定价机制问题交换了意见。中钢协还与主要的指数编制机构进行深入探讨，针对普氏指数编制的方法论、样本的采集、信息的披露等都进行了沟通，“我们认为不恰当的地方向他们提出来，他们也明确回复说积极改进。”
普氏向《财经》记者表示，作为铁矿石市场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指数基准，普氏铁矿石指数及其方法论自然受到市场高度关注。62％品位铁矿石指数的价格评估方法是基于真实和透明的市场数据，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的市场参与者。市场参与者是自发地参与到普氏的价格评估流程中来，普氏的价格评估团队从买方、卖方、贸易商和居间商等市场各方获取价格信息。“普氏是一家独立的价格评估机构，本身不参与任何市场交易和投资，我们的价格评估团队也不会从价格的波动中获得任何收益。”
“近两年混合指数定价被逐渐推广，引入了更多竞争机构的指数，大家不再寄希望于普氏指数一家的涨跌。”张勇介绍，目前的指数机构市场份额，普氏指数排第一，上海钢联Mysteel铁矿石价格指数凭借在美元和人民币市场中的应用已经排到了全球第二，此外还有金属导报MBIO指数、阿格斯（Argus）指数等。“国内钢铁企业的话语权越来越高，普氏指数的市场份额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由于铁矿石市场结构固有的不平衡，推行混合指数定价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国外矿山是垄断的，国内钢厂是分散的，这样的格局还是有利于矿山那边。”张志斌认为，规避单一普氏指数定价的阻力在于，三家矿山控制了全球70％多的产能。但是国内大大小小的钢企有数百家，其中最大的宝钢兼并重组加在一起也就1亿吨左右。除非让国内的所有钢企像日本、韩国一样兼并重组成七八个大钢铁集团，才会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局面。
不过，此轮铁矿石价格波动后，三大矿山方面与国内钢铁行业交流频繁起来。中钢协官网显示，8月，必和必拓销售与营销总裁何睦凯（Michiel Hovers）、淡水河谷总裁兼CEO柏安铎（Eduardo Bartolomeo）、力拓CEO夏杰思（Jean-SébastienJacques）先后与中钢协会面，就市场供应、价格指数、定价机制等方面开展交流。力拓向《财经》记者表示，“力拓并不仅仅是根据普氏指数进行销售，我们也向客户明确表示，我们很乐意根据客户的要求讨论其他指数。”淡水河谷向《财经》记者表示，“已应中国钢厂建议，采用混合价格指数为部分海运卡拉加斯粉的美元销售定价。”必和必拓向《财经》记者表示，“作为首家采用中国指数签订铁矿石交易合约的国际供应商，必和必拓支持铁矿石价格指数的多元化发展。”
前述中钢协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定价权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容易引发歧义，应侧重于定价机制的合理化和优化。“要反映市场真实供需，避免钢铁行业包括矿山行业大起大落，得有这个意义才行。”
走向衍生品定价？
那么，铁矿石作为一种高度国际化的大宗商品，是否会像原油、金属等成熟的大宗商品那样，走上衍生品定价的道路，最终形成“期货价格+升贴水”的定价机制？
“混合指数定价，依然在指数定价的老路子上打转。”郭峰向《财经》记者表示，无论哪种指数，都无法解决小样本决定大行业的固有弊端。并且，从过去的单一普氏指数变成多个指数，不同指数之间因为采集了很多重复样本，而导致数字差异并不大。“所以，铁矿石还得根据实际的交易来定价。”
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主要的定价方式有两种：一是对于成熟的期货品种和发达的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如原油、大豆和天然橡胶等）来说，其价格是依据市场交易形成的期货标准化合约价格所决定；二是对于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期货品种和期货市场的大宗商品（如铁矿石）来说，其价格是依据市场上主要买卖双方的长协或第三方的指数所决定。
“铁矿石作为世界第二大交易量的大宗商品，尚未实现衍生品定价，这就给中国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郭峰认为，原油、金属、农产品等大宗商品早已形成全球认可的成熟的衍生品定价机制，尽管中国占了很多品种的交易量大头，但也很难撬动外国期货市场的定价地位，而铁矿石给了中国一个主导定价权的突破口。
但是，相比于国际上衍生品定价机制十分成熟的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品种，铁矿石有自己固有的特殊性。前述中钢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铁矿石是一个供给方高度垄断、需求方高度分散的市场结构，会给衍生品市场监管者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铁矿石主流矿有10种以上，还分粉矿、块矿、球团等不同品种，不同的产地和品位也造成不同类型的铁矿石有很大差别，复杂程度高，难以标准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衍生品交易所开始陆续推出铁矿石衍生品交易，以期抢占先机形成国际铁矿石定价中心，如2009年8月新加坡期货交易所（SGX）推出全球第一个铁矿石掉期合约，2011年1月印度推出全球第一个铁矿石期货合约，2012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推出全球第一个电子交易的铁矿石期货合约，等等。2013年10月，大商所正式推出铁矿石期货合约，先后形成金布巴粉、PB粉、卡拉加斯粉等交割品标准，并于去年5月4日实现国际化。
“期货价格是真金白银交易出来的价格，有一定公开性和透明度。”蔡拥政表示，这种通过交易去发现的价格，能够反映钢厂、现货贸易相对真实的状况。
目前，铁矿石期货价格、港口现货价格、普氏指数、新交所掉期价格长期保持在95％以上的高度相关性。刘航分析称，形成该局面的原因，是现货、大商所期货、新交所掉期存在套利差，随着交易量扩大，最终会把这些价差全部拉平，让价格趋于一致。“大商所期货怎么走，普氏指数就跟着怎么走，期货虽然不实际参与定价，但因为普氏指数跟它挂钩非常紧密，相当于直接影响了价格。”
不过刘航认为，这种期货定价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定价权”回到国内，而是定价的场所回到国内。因为定价不是某一方意愿的体现，而是供需双方的利益都要体现，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定价机制。
“所以期货往往最终会成为大宗商品的定价方式，毕竟期货价格是资金交易出来的，参与的玩家多，市场自发就形成有买卖双方的对手盘，通过对手盘来体现买卖双方的意愿。”
但是，目前矿山和国内钢铁企业的衍生品市场参与度还远远不够，法人结构呈贸易商多、生产商少的局面。大商所呼吁，希望国内钢企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积极参与衍生品市场，成为市场价格形成的核心影响者。
为什么国内的钢铁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如此不积极？
一位在钢铁企业从事风控业务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因为大商所铁矿石期货合约目前还不连续有效，只有1月、5月和9月，这就造成期货不具备连续定价的能力，而钢铁企业组织生产是连续的。刘航建议，未来大商所除了现行的62标准合约外，还应考虑引进58品位矿和65品位矿的交割，62矿对应澳洲主流矿，65矿对应巴西高品矿，58矿对应澳洲中低品矿，这也是铁矿石主流市场的三大主要构成。
另外更关键的是，国有企业在参与期货等衍生品市场时受到严格限制。多位被访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约而同回忆起去年12月中国石化（600028.SH）旗下的联合石化套期保值业务出现财务指标异常，在某些原油交易过程中因油价下跌造成巨额损失，使中石化股价跳水6.75％，随后两天之内A股和港股蒸发681亿元市值，子公司董事长陈波、党委书记詹麒双双被停职。
“衍生品的复杂性，需要有很完善的经营团队和风控机制。”前述中钢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国企的管理体制和严格的监管对经营者来说是缺乏激励的，做套期保值，理论上期货账户和现货账户应该盈亏相抵，但实际上盈利和亏损都会发生。“很多国企由于机制问题，国企参与衍生品有一定难度。”
前述不愿具名的行内人士认为，很多大钢企计划经济的痕迹太重，未摆脱“老国企”思维。“一些国企领导认为做衍生品存在风险，涉及套期的财务审计和结算的问题，觉得期货说不清道不明；而且即便自己搞明白了，巡视和审计也未必了解，所以没有责任去承担这个风险。”
“实业还是希望价格越稳定越好，钢企担心期货是可以理解的。”张志斌表示，但无论大商所推不推动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引不引进更多国内外市场主体参与，市场都会越来越开放。对于钢厂来讲，只有通过不断学习理解这个变化，去提高自己的交易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报春钢铁网郑大勇向《财经》记者表示，未来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铁矿石混合指数定价机制，另一方面不断推动铁矿石期货国际化，以期货的交易价格作为定价的标准。“我觉得这还是需要有时间，并不是一蹴而就。铁矿石期货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自身也需要不断完善，钢企也需要不断适应。”
来源：《财经》
记者：李斯洋 | 文
本文标题：期货惹的祸？揭露铁矿石价格暴涨暴跌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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